作者：張安理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員） 自 1860 年代開港通商後，臺灣逐漸成為西方世界得以進入的島嶼。其關鍵原因，在於清廷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被迫納入近代條約體系，臺灣港口隨之對外開放，外國船隻、商人與外交人員得以合法進出與停留。開港通商不僅改變了臺灣在東亞海上交通中的位置，也使其地理條件、物產資源與戰略價值，逐步成為西方世界關注與評估的對象。隨著人員往來日益頻繁，來臺的外籍人士在活動過程中留下大量文字記錄與影像資料，並將調查、蒐集所得的文物與文獻帶回母國，收藏於博物館、檔案館與圖書館之中，使臺灣在 19 世紀後半逐步被納入西方的知識生產體系與全球史敘事網絡。 然而，當這些關於福爾摩沙的記憶長時間散落於世界各地，今日又該如何重新追尋 19 世紀的臺灣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（以下簡稱臺史博）所建構的海外臺灣史料收藏，正是回應此一提問的重要基礎。相關 19 世紀史料來源橫跨歐洲、美國與日本，多由旅行者、傳教士、軍人與外交人員在不同歷史情境下所留下，內容涵蓋自然環境、族群社會、政治局勢與日常觀察。這些分散於世界各地的文本與圖像，從外來視角共同勾勒出多層次的福爾摩沙圖像。 其中，美國駐廈門領事 李仙得（Charles W. Le Gendre） 的相關史料，其內容豐富且具代表性。李仙得因處理船難與涉外事件，前後八度來臺，並撰寫《李仙得臺灣紀行》（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），其手稿正本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，副本則收藏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。此外，其文稿、地圖與《福爾摩沙攝影集》中的影像，從外交、地理與實地踏查等不同面向，成為今日研究近代臺灣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群。 在歐洲方面，史料主要來自英國、法國與德國，內容涵蓋歐洲人對臺灣原住民族群、自然物種的調查，以及傳教活動的紀錄。尤其在 1884–1885 年清法戰爭期間，基隆、淡水與澎湖成為戰場，法國軍隊踏上臺灣，留下大量關於戰爭時期臺灣社會與地景的書寫與圖像，使福爾摩沙成為國際衝突中的一處前線現場。 日本方面，延續近代以來對臺灣的長期調查，日本持續製作與臺灣相關的地圖與地理著作；同時，因 1874 年牡丹社事件（臺灣出兵），日本的典藏機構亦保存了與該事件相關的豐富史料，為理解 19 世紀臺灣在東亞局勢中的位置提供了另一重要線索。

李仙得所撰手稿《臺灣紀行》包含 1,600 頁書稿及將近 200 幀的地圖、照片、圖表、素描和繪畫，不過李仙得在世期間並未出版。其撰寫動機可能是當時明治政府的決策者為準備1873–1874 年間的併吞臺灣，作為必要情報之彙編的參考。《臺灣紀行》代表了李仙得對他在 1867年5月直到1872年5月之間長達8次以上造訪臺灣的親眼見聞第一手的完整說明，最重要的紀錄是，有關遇到原住民領袖卓杞篤 （Tauketok） 的記載。 內容方面： (1)以地質為中心的自然史； (2)歷史部分特別著重是荷蘭殖民時代 （1624–1661） 以及關於後來中國人殖民及治理臺灣的材料； (3)涉外關係部分，他聚焦與清朝政府及西方勢力之間衝突有關的事件； (4)民族學與語言學的資料，也包含了對南島語族的生活習慣、物質文化與字彙編纂； (5)該島的經濟與貿易潛能，包括了對農業、樟腦產業、如硫磺與煤炭等礦產。地域涵蓋了他所訪問的主要城市和地區，包括臺北、臺中、高雄及其周邊地區。 以上紀錄反映了李仙得於 1866–1872 年間在福爾摩沙的經驗，且因為他後續單位日本政府顧問，涉外擘畫日本外交策略，尤其影響了1874年的南臺灣出兵行動，故此份材料值得參考。

這群來自海外的觀察者

在李仙得多次訪臺之前，19 世紀的臺灣早已進入西方世界的觀察視野。其中，來自英國的 Robert Swinhoe（史溫侯，亦譯斯文豪、郇和、士委諾）於 1861 至 1866 年間來臺擔任英國外交人員。任職期間，他同時進行自然觀察與標本採集，並實地探訪原住民社會，留下大量關於臺灣自然環境與族群樣貌的第一手紀錄。 有意思的是，經比對可發現，後來李仙得的臺灣書寫，在「火山」地形的描述上，與史溫侯之間呈現出一種可追溯的知識承繼關係。若於本站檢索「火山」一詞，便可找到 23 筆相關史料，隱約勾勒出 19 世紀西方對臺灣地貌認識的累積過程。 配合上述研究脈絡，本站之「19 世紀西方臺灣書寫史料翻譯整理計畫」中，已收錄史溫侯共 30 篇臺灣相關文獻，並另收一篇由費德廉老師撰寫的史溫侯著作目錄，作為後續研究與查考的重要基礎。 除了史溫侯個人書寫之外，臺史博亦系統性調查其他英國與法國在臺採集成果，涵蓋英國劍橋大學考古人類學博物館(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,University of Cambridge)、牛津大學皮特瑞佛斯博物館(Pitt-Rivers Museum,Oxford University)、以及法國巴黎人類博物館(Musée de l’Homme) （目前改至凱布朗利博物館（musée du quai Branly）存放）。整體共計 566 件臺灣文物與影像。調查團隊以「人、事、物、地」為線索，逐件梳理藏品的物質與技術特性、社會文化脈絡，以及採集者的身分背景與採集時空，重建這批文物進入歐洲博物館之前的歷史路徑。 德國方面，臺史博聚焦調查德國柏林民族學博物館（Ethnologisches Museum zu Berlin，以下簡稱 EMB）所藏臺灣非文字性藏品，內容包括 476 件臺灣文物、74 張歷史照片、424 件資料登錄卡與 60 冊資料簿，涉及 24 位德國採集者。相關藏品分藏於該館的東亞部門與南亞／東南亞部門，其中東亞部門多為漢人（含客家）用品，而本計畫特別著力於南亞／東南亞部門所典藏之原住民（含平埔族）相關文物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臺史博亦針對德國民族學者 Wilhelm Joest 於 1880 年所採集的文物與影像，結合其文字遊記，出版《1880 年德國民族學者 Wilhelm Joest 的臺灣之旅──導讀・文物目錄及遊記譯註》，並進一步轉化為線上數位互動展演「穿越府城與部落：普魯士學者 J 的 1880 年福爾摩沙縱走」，讓 19 世紀的採集行動不再只是靜態清冊，而成為可被重新閱讀與體驗的歷史旅程。 此外，第一部以德文撰寫的臺灣通史類著作《福爾摩沙島史》，亦由臺史博整理並翻譯出版。本書不僅系統性剖析既有臺灣相關史料及其書誌版本，更進一步從歐亞互動的視角切入，重新檢視臺灣在區域與全球歷史中的位置，並示範以「島嶼」作為歷史主體的研究取徑。

戰爭底下的19世紀海外臺灣史料

19 世紀後半葉，臺灣幾乎每隔十年便捲入一場戰爭，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（日本稱「臺灣出兵」）、1884–1885 年的清法戰爭，以及 1895 年的乙未戰爭，構成臺灣邁向近代的重要歷史節點。 其中，1874 年日軍侵臺的牡丹社事件，相關研究以「牡丹社事件與 Charles W. Le Gendre（李仙得）相關日文資料調查研究計畫」為核心，聚焦日本方面留下的文獻史料，試圖還原日本如何理解臺灣並據此採取行動。研究一方面針對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、外務省外交史料館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、國會圖書館，以及東京大學、早稻田大學等機構所藏的官方檔案與研究資料進行調查；另一方面，亦追查三條實美、岩倉具視、大久保利通、大隈重信等日本政府高層，以及樺山資紀、水野遵等與事件直接相關人物的傳記資料與私家文書，透過制度層面的決策文件與個人層次的書寫紀錄，重建這場「臺灣出兵」在日本內部的形成過程與歷史脈絡。 相較之下，1884–1885 年清法戰爭所留下的史料，則呈現出更加多層次的法國視角，既有前線軍事行動的紀錄，也包含戰後對臺灣整體認識的反思。臺史博典藏的《法軍遠征福爾摩沙 1884–1885》回憶錄手稿與地圖手稿，作者為參戰軍官嘉諾（Eugène Germain Garnot），他以親身經歷記錄戰場見聞、偵查成果、戰略擬定與臨機應變的過程，並詳實描寫清軍炮位配置與武器性能等軍事細節，其中回憶錄手稿現藏於臺史博，並被指定為具有「重要古物」身分的關鍵史料。 除軍官書寫外，清法戰爭亦留下貼近個人生命經驗的紀錄，如翻譯自軍醫助理何內・科邦（René Coppin）的日記與家書《北圻回憶錄：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》，內容涵蓋航行至基隆途中各港口的見聞、戰時醫官的日常觀察，甚至穿插手繪插圖，戰爭後期他登上孤拔元帥的拜雅號，親眼見證其病逝，並將這段經歷寫入最後一封家書中。 戰爭結束後，曾實際參與停戰協約簽訂的法國外交官于雅樂(Camille Imbault-Huart），有感於法國對臺灣認識的不足，廣泛蒐集 1880 年代以前的歐美資料，並直接閱讀漢文方志與史書，在學者 Henri Cordier 所整理的書目基礎上，於 1893 年出版近500頁的《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》，嘗試從世界、東亞到全島等不同尺度，為臺灣建立一幅較為完整的歷史與地理圖像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臺史博亦將清法戰爭相關的法國史料轉化為線上數位展演《清法戰爭：遠征福爾摩沙印象記》，以一名法國小兵的視角出發，引領觀眾循著地圖、影像與文獻史料，重新走進並想像 19 世紀戰火之下的福爾摩沙。 至於 1895 年乙未戰爭，臺史博與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合作出版《乙未之役隨軍見聞錄》，收錄外籍攝影師、西方記者與教會牧師所留下的文字與影像紀錄，呈現戰事現場的多重外來視角；另有《乙未之役資料彙編》共四編，分別彙整中文、英文與日文史料，其中第一編為中文史料，第二編為英文史料，第三、四編則為日文史料，透過跨語言的對讀與比對，回望乙未戰役的歷史全貌。

在福爾摩沙傳教

19 世紀中後期，隨著通商口岸開放與外國人在臺活動逐漸制度化，臺灣也成為基督宗教傳教的重要場域，新教與舊教相繼進入，展開長期而深刻的在地實踐。 新教方面，以長老教會系統最為活躍，先後有馬雅各(James Laidlaw Maxwell)、李庥(Hugh Ritchie）、巴克禮(Thomas Barclay），以及後來在北臺灣影響深遠的馬偕(George Leslie Mackay），他們不僅從事傳教工作，也投入醫療、教育與語言學習，留下大量書信、日記與調查紀錄。目前臺史博出版品《福爾摩沙的巴克禮》和《李庥與伊麗莎白‧李庥宣道書信集》為代表。 與此同時，舊教方面則以西班牙背景的道明會(Order of Preachers) 為代表，於南臺灣建立教堂與傳教據點，長期深入地方社會。新教與舊教在不同區域並行發展，使臺灣成為 19 世紀東亞少見、同時承載多重西方宗教實踐與文化接觸的島嶼，也為後續大量關於臺灣社會、語言與風俗的西方書寫，奠定了重要基礎。目前臺史博出版品以白若瑟撰寫隻《福爾摩沙詳盡的地理與歷史》為代表，且亦有相關原件。

結語

回顧 19 世紀，許多西方人因通商、傳教、戰爭或研究等因緣際會來到臺灣，他們在島嶼上行走、觀察、書寫，並將所見所聞轉化為文字、影像與文物，隨身帶回遙遠的母國，成為收藏於海外博物館、檔案館與圖書館中的臺灣記憶。這些記憶曾長時間散落世界各地，如今，透過對海外典藏機構所藏臺灣史料的重新調查、整理與詮釋，我們得以將分散的線索重新串連，補足在地史料難以呈現的視角，讓 19 世紀的臺灣歷史在多重觀點的交會中再次浮現，並被重新理解。